我和我的祖国

上大学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件事。学校所在的市要选市长，在校的大学生人手一票。市长的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我不认识，另一个我还是不认识。班长开会强调选其中的一个，不要选另一个。年轻的我是个十足的小愤青，连班里贫困生的评选拉选票都看不惯，何况选市长。我弃权了，谁也没选。依稀记得，投票那天我在楼上，看着楼下一排排整齐的同学们投票，心里犹犹豫豫、百感交集。

毕业了，面对社会的摧残和压榨，承受着书本上密密麻麻的法律条文和现实中稀里糊涂的合同考勤之间巨大的反差，我从小愤青长成了老愤青。听说老家的村长在以权谋私，看着公司的老板在纸醉金迷的幻影中投礼问路，见惯了有点权力的人们神神秘秘地中饱私囊。愤青的岁月，总是有数不清的愤怒和感慨。现实不由的让我怀疑，人生的希望在哪儿？国家的希望在哪儿？

越是迷惑，越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望。小时候，我早早地成了少先队员，红领巾下学习了许多英雄故事，我知道我的祖国是多么伟大！当了兵，连长和我们一样扛起沙袋在淮河的大堤上抗洪时，我觉得假如我的生命在某一刻消失在洪水之中也将是无比的荣耀！此后的生命中，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始终是我生活的底色。有了这个底色，才有了在愤青时代没有自甘堕落的底气。

现在回头看看我的愤青时代，也是我们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新世纪的头二十年，身边多少人从农村走出来，打工也好，读书也罢，到城市里置业安家，在社会上挣钱养家，既改变了自己，也让我们的国家焕然一新。不知不觉，人们似乎习惯了高速地发展模式，习惯了去向往繁华似锦的生活。我却始终游走在城市的边缘，不断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徘徊。尽管我在另外的城市有了家，有了孩子，生活工作中还是有诸多不如意。国家的命运同样不会永远顺风顺水，中美贸易先开战端，新冠肺炎又带来了数年之久的疫情阴云。国家时艰，个人多难，我以为我会埋怨国家怎么总是不够强大，怎么连一个小小的台湾都不敢打，结果我却早已不是那个愤愤不平的年轻人了。

武汉疫情乍起，我正好在回老家的火车上。到了车站，全国性的封控已然开始，曾经熙熙攘攘的车站刹那间的肃穆，是一个国家的最响亮的决战疫情的号角。那一刻，我坚信，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忘记过她的人民。武汉抗疫的胜利，让全国人民都感觉到了生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多么地安全和自豪。自那之后，西方不断地躺平，我们不断地坚持清零，一眨眼就是三年多的时光。

疫情就像是一道分水岭，中外实力增减的分水岭、中西文化对冲的分水岭。不惑之年的我也到了人生的分水岭。上有老下有小，我开始以更大的耐心面对现实，愤怒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我不再会为了贪便宜买穿两回就坏的袜子，但是我却心甘情愿地把穿破了洞的袜子倒到脚面上再多穿几回，把撑破了的工作服多缝两次。无他，我这个愤青长大了，变成了奋青。

然而，耐心和艰苦奋斗对于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来说，差点就成了稀缺品。抗疫到了今天，还是有躺平派以西方为傲，宁肯相信躺平之后依然可以歌舞升平，也不愿正视国家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付出着巨大的努力。随着《二十条》的出台，清零派也出现了动摇，觉得国家会让底层的人民自求多福。真实的现实是，抗疫三年来，层层加码已经成了人民群众不满的重要来源，借助疫情谋私利的投机行为屡见不鲜。新出台的政策是多方面考虑的结果，不是拍脑袋下的决定。《二十条》看似放宽疫情防控措施的背后是对各级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改“层层加码”背后的逻辑仍然是为人民群众着想的。

疫情防控政策的变化，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国家大事。一字一言牵动民心，便是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说与不说，满意与否都在举止之间，不在冠冕之上。疫情防控有其动态性、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们要看到，国家有耐心也有信心迎接更大更艰难的挑战。躺平派的蛊惑、懒政派的加减法都是在和全国有良知的人民群众做对抗，都是在挑战“人民至上”的国家底线。

国家在坚守底线，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是我热爱祖国的底气所在。随着疫情的持续，经济增速的放缓，国家和个人都将面对越来越多的困难。与其怨社会怨政府，不如和祖国站在一起，直面困难和挫折、直面人民公敌的教唆和挑衅。

如果再回到当年，面对两张选票，我该怎么办呢？我大概还会像原来那样谁也不投，只是心里不会再犹豫，而是多了一份坚定，一份我的祖国给予我的坚定！